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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酒
    　圖中的這瓶酒，名為佛手露。露酒是指在酒基中加入可食用或藥用的材料配置而成的酒，是中國的傳統(tǒng)酒種，這瓶佛手露是我多年前在一個老上海資本家后人的家中淘來的。老人開始對該酒很是留戀，但當他得知我收藏美酒不為牟利，更多出于文化研究與興趣所在，便慷慨相讓。如今，它是我眾多藏品中最有歷史價值、最有紀念意義的酒之一。
    　這瓶由上海真鼎陽觀生產的“佛手露酒”產于上世紀初，是中國迄今為止見到的已被證明獲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獎的最早實物，可以說是一瓶地地道道的古董。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百年前的一個國際級頂級盛會，也是迄今為止最被中國各大酒廠津津樂道的賽會。許多酒廠皆以能獲得巴拿馬獎為榮，迄今為止，依然有許多酒廠圍繞著巴拿馬獎舉辦各種紀念活動。這樣一個百年前的大獎，放到至今仍有著如此經久不衰的影響力，足可見其份量之重。
    　當我們查證巴拿馬獎的獲獎名單，可以看到“上海真鼎陽觀各種酒獲獎”的文字記錄，在酒類獲獎名單中，它僅次于汾酒、張裕，其排名遠遠在貴州公署酒（后被證明是茅臺酒）之前。從我所收藏的這瓶酒的瓶型特征、文字風格及文字內容來看，應為民國初期所制，這一點可以從我之前收集的清代酒瓶看出它們一脈傳承的淵源。有趣的是，本人館藏民國時期老酒標，但凡獲得巴拿馬獎者，都將其作文章來源華夏酒報為產品的一大賣點。但該酒對巴拿馬則只字未提。我因此遍查民國時期史料，包括巴拿馬賽會最為權威的歷史記錄，并為此與藏界友人多方探討，初步認定該酒為上海真鼎陽觀罐頭露酒廠在獲得巴拿馬獎之前生產的一款酒。
    　盡管多家酒廠都在力爭自己曾獲巴拿馬獎，我們如今也能通過百年前的史實記錄找到文字的記載，但遺憾的是，那個時代的實物早已不復存在。這一瓶酒，則真正地填補了這一段珍貴歷史的空白。難得的是，這樣一瓶百年前的佛手露酒，經過滄桑巨變，它無論瓶身還是酒標依然保存完好無缺。它不僅是最能代表巴拿馬比賽的一款酒，它不僅是目前為止與巴拿馬有關最早可見的一瓶，它對還原中國酒業(yè)百年前的現(xiàn)狀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西為中用
    　如今，我們已不難從史料或博物館藏中推斷百年前的茅臺酒以及汾酒的外觀特征：盡管有著細微紋飾的差別，它們大都以“小口、圓唇、短頸、鼓腹，略矮，底徑稍大”的特征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這種被人稱為“土氣”的小陶瓶大都沿用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我的酒器藏館中便收藏了多個民國時期的陶瓶，它們達簡樸拙，是具備中華文化特質的傳統(tǒng)器型。然而這樣的包裝傳統(tǒng)與同時期其他酒類包裝相比較，則多少顯得有些相形見絀。反觀這一瓶同時代產的佛手露酒：精致優(yōu)雅的玻璃器形、色彩艷麗卻豐富協(xié)調的酒標，這樣一瓶酒，即使放在現(xiàn)在繁花似錦、奢華高檔的白酒中，也絲毫不會遜色。
    　玻璃酒瓶的沿用，應源自國外的葡萄酒瓶。民國時期，江浙沿海一代所產的酒，采用的大都是國外產的玻璃酒瓶，由最初采用國外帶有英文字母的酒瓶，到后來一些大酒坊直接在海外定制酒瓶，這應是最早形態(tài)的“海外定制品”。這種西為中用，在當時的沿海城市，是時代的主流。
百年前的爭鋒
    　至今為止，巴拿馬的名單上仍有許多不解之謎，其最大原因在于當時呈送的酒大部分酒名語焉不詳、模棱兩可。如獲得甲等大獎章的，除了汾酒與張裕還有據(jù)可尋外，其他三個酒的名稱均是“高粱酒”、“果酒”，這些酒名稱沒有特質、無法追本溯源。
    　然而，白酒的名稱單一與中國特色酒的豐富多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巴拿馬獲獎名單上的露酒、藥酒、黃酒，如“江蘇泰興縣泰昌藥酒、江蘇溧水盧哈淳產金波衛(wèi)生酒、山東孫敏卿玉堂號萬國春酒”則多少有家族傳承的有據(jù)可循，其源頭相比較之下則清晰得多。巴拿馬名單上獲獎酒種如此豐富，很多酒如玫瑰酒、白橄欖活血酒、棉酒、金波衛(wèi)生酒、茄皮酒、藥果酒、檸檬酒，酒度不一、色澤豐富，在當時的盛行度遠不是白酒所能及。
    　如今我手中的這一瓶佛手露酒，是獲得乙等大獎的唯一品牌。它在賽會上的排名僅次于汾酒、張裕，而遠勝當時僅獲得四等獎的貴州公署酒。“氣香味淡，專治氣隔、解郁”的佛手與其他傳統(tǒng)中藥共釀佛手露酒，想來在當時應很受市場歡迎。如今歷經百年，色澤已經深濃。
    　這瓶極具歷史意義和收藏價值的佛手露酒，將我們帶回到一段中國傳統(tǒng)酒種爭鋒于世的輝煌時代。
　　民國時期，黃酒、露酒、藥酒、白酒各大酒種百家爭鳴，共同支撐了該時期中國的酒類布局。這些酒種不分伯仲，在它們的身上附著了傳統(tǒng)原料、傳統(tǒng)工藝與特色以及家族傳承的印記。
失落的遺痕
    　我極珍視這瓶民國產古董老酒，不僅在于它是目前陳年美酒收藏市場上最接近百年前巴拿馬大獎賽的一瓶酒；也不僅是因為在這瓶酒身上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特色酒的豐富多彩以及白酒、露酒、藥酒、黃酒鼎立的盛況；更在于它衍生出了一段鮮為人所知的地域文化故事。
    　多年來，在白酒變成主流文化影響下的人們大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大師云集、思想百家爭鳴的中華民國，面對“西為中用”思潮的沖擊，一些經濟發(fā)達地域的酒業(yè)必然呈現(xiàn)出與眾不同的繁盛特質。上海，作為當時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經濟金融中心，作為民國時期國民經濟重要來源之國際化大都市，它的酒業(yè)亦領風騷、笑看風云變遷。從巴拿馬獲獎的名單來看，獲獎酒廠大部分分布在江蘇、浙江、廣州、上海等東部沿海地區(qū)，而不是人們現(xiàn)在認為的川貴地區(qū)。應該說，地域的經濟狀況決定了當?shù)鼐茦I(yè)的繁盛狀況，而中國的酒業(yè)中心在當時并非川貴，在彼時，江浙一代應是中國最為繁榮興盛的中心，這一結論我們查詢史料也可以得出。在如今我們言酒必稱川貴的年代，誰曾想過，江浙曾經在百年前獨領風騷？ 　
    　在收藏的天地，我們對于酒的傳統(tǒng)認知在不斷地變化，而這樣一瓶酒身上，寫滿的不僅是滄桑巨變的歲月，更刻下了中國失落的酒種與失落的地域酒文化遺痕。
（作者系知名酒收藏家、中國第一套陳年美酒收藏系列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