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的一個旅居美國的學生來看我，他知道我喜歡收藏酒標，非要看看這些寶貝。他指著一枚景芝白干酒標，不解地問我：“教授還喝這低檔酒啊?”
“哈哈，小伙子，收藏的酒標未必都來自自己喝過的酒，不過這枚酒標還真是從我喝過的酒的瓶子上揭下來的。62度啊，是真朋友還是喝這個!”
這是一枚普通的酒標，黃色的酒標上端是毛主席的手書“為人民服務”，獨特的毛體書法，廣為傳頌的口號，一度在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都能看到它；“景芝白干”四個大紅字用的是仿宋印刷體，顯得敦厚莊重。我滿含深情地看著它，隨口吟道：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杜牧的《泊秦淮》，”學生脫口說道，“景芝白干和這有什么淵源呢?”
上世紀70年代初，我以工宣隊員的身份進入中學，領
文章來源華夏酒報導“斗、批、改”。學生不怕老師，就怕工宣隊。當時學校的課堂秩序亂得一塌糊涂，一些年長的老教師，為了能平安地講完一節課，往往請工宣隊員去教室“壓陣”，有的老師則干脆稱病告假。遇到這種情況，工宣隊長往往會說：“小韓，你去講！”我年輕好勝，登上講臺，面對一群半大孩子，無所顧忌，侃侃而談，學生們高興，自己得意。只上了兩年學的工宣隊長笑咪咪地夸我：“比老九講得強！”我聽了之后，越發忘乎所以，沾沾自喜起來。
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出版了，一時間文學界揚李抑杜之風勢不可擋，愈刮愈濃。雖然我對“三吏三別”情有獨鐘，對杜甫作品中的現實主義多有感觸，但郭老的觀點一出，自己也只有跟風的份了。在語文教研組的學習會上，我慷慨激昂：“郭老說老杜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看小杜也不是什么好東西。”此言一發，連手拿語錄本打瞌睡的老師也抬起了頭。我情緒激昂地說：“杜牧污蔑婦女，說什么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把亡國的原因強加到婦女頭上，這是對婦女的污辱！”一時間，女老師們受此啟發，仿佛受了奇恥大辱似地紛紛發言，痛批杜牧。學習會上掀起的討論高潮，使我更加興奮和得意，我甚至覺得自己的“路線覺悟”又有了新的提高。
第二天午飯，我端著飯盒走到復旦畢業的語文組長張老師桌前。張老師禮貌地給我讓了個座位，邊吃飯邊看報紙，不再說一句話。我打破沉默，問：“張老師，昨天會上您沒發言，您對郭老的《李白與杜甫》怎么評價？”
“好哇，當然是好哇！”“具體怎么個好法呢？”
張老師不回答我的問題，先看了看左右，然后小聲地問我：“韓師傅，聽說你是大學畢業？”
“大學還沒畢業就下去搞‘四清’了。”
“那你應該懂得曲筆吧？”
“魯迅常用曲筆。”
“做為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杜牧怎么可能把亡國的責任強加到商女的頭上呢？”
“您是說杜牧用的是曲筆！？”
“對頭！”張老師用濃重的安丘方言，非常肯定地說，然后就沉默了。深邃堅定的目光穿過高倍數的近視鏡片，凝視著我，既有壯士一去不復還的那種凜然正氣，也有恨鐵不成鋼的關愛之情。那是僅憑一句話就足以被打成反革命的年月。望著他的目光，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清楚，如果我把談話內容匯報上去，明天被批判的人可能就會由杜牧換成眼前的他，可他更清楚，我會讀懂他目光中的全部內容。
晚上我請張老師去了家小酒館，還特意帶了一瓶當時不易買到的62度景芝白干酒。故鄉醇濃的高粱酒一下子拉近了張老師和我的距離，我們談文學，談人生，談歷史，談時政，說得都是郁悶在心中，幾年來不敢說的話。夜深了，倆人一腳深一腳淺地相互攙扶著回到宿舍，顧不得脫衣，擠在一起，同榻而眠，直至天大亮。
醒來，發現張老師把酒瓶帶回來了，我問他原因，他說用酒瓶盛煤油，其實我知道，他怕有人發現我倆在酒館喝酒，惹出麻煩，特意消滅證據的。因為上面有毛澤東的題詞，我小心地將酒標取下，將酒瓶扔到了宿舍后的夾道里。酒瓶早已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而酒標我卻一直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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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