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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麥與洋麥抗衡的一個典型代表，奇臺啤酒大麥曾是一個讓人引以為傲的優勢產業，然而，在今天隨著龍頭企業的關閉解散，卻面臨生存危機，在進口洋麥的大舉進攻面前幾乎陷于滅頂之災。一個優勢產業怎么會落得這樣的結果？究其原因讓人反省，也讓人痛心。奇臺啤酒大麥的遭遇，深刻折射出我國相關產業之殤。

奇臺制麥：風雨飄搖20年

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啤麥在奇臺”。新疆奇臺因為它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光熱水土條件，啤酒大麥在這里不僅種植歷史悠久、面積大、產量高，更主要的是其浸出率、發芽率、蛋白質等主要質量指標都達到或超過了國際水準，是國內啤酒大麥的代表，可以與國外一流的澳大利亞大麥媲美，為此國家農業部曾授予奇臺“優質小麥、大麥之鄉”。

正是看準了得天獨厚的大麥資源優勢，1995年在企業牽頭下，由政府和金融等5家聯合組建了奇臺麥芽有限公司，第二年便投入生產。意在通過對大麥的初加工，提高其附加值，使這一優勢資源成為優勢產業，使其步入良性快速發展道路。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不象人們想象得那樣美好，企業一起步便遇到了困難。隨之在20年的市場風雨中，企業一直飄搖動蕩、歷經坎坷。

奇臺麥芽有限公司投入建設之初便是一場由泡沫經濟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企業面臨投入資金匱乏、市場萎縮、競爭激烈、產品滯銷、整個啤酒行業不景氣等重重困難，到2002年虧損上億元，最后不得不抵押給了農業發展銀行。2002年1月，農業發展銀行將其以2800萬元的低價賣給了新疆啤酒集團，2005年奇臺麥芽有限公司又成為新疆烏蘇啤酒集團旗下的一家子公司。2007年，新疆烏蘇啤酒集團被在我國排名前五的丹麥嘉士伯啤酒集團收購，奇臺麥芽有限公司更名為新疆烏蘇啤酒（奇臺）制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奇臺制麥公司”）。2015年10月，嘉士伯正式宣布解散奇臺制麥公司。嘉士伯在寫給政府的報告中給出的理由是：該企業生產的麥芽價格遠遠高于市場價格，導致企業虧損嚴重。

回顧奇臺制麥公司的發展變遷，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奇臺啤麥的坎坷經歷無不與國際大市場的風云變幻息息相關，與整個啤酒行業及原料生產的激烈博弈息息相關。從生不逢時、負債經營，到在不斷沉浮中幾易其主和最終解散，整整20年，折射出國產大麥在洋大麥大舉進攻面前的不斷抗爭，折射出我國整個啤酒行業與洋啤酒在瓜分市場中的拼殺整合。

一位在奇臺制麥公司當了近20年的資深負責人無不感慨地對筆者說：“奇臺制麥如大海中的一葉輕舟風雨飄搖，過去雖然危機叢生，卻總能找到一線生機，但這次卻再也不能幸免了。”在2015年的寒風里，人們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為這個艱難生存了20年的企業送行了。

供應商：半路殺出的“程咬金”

據奇臺制麥公司員工反映，2009年后，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嘉士伯決定在原料供應上實行所謂“訂單農業”，即大麥不再由奇臺制麥公司直接收購，而改由專門指定的供應商收購。在后來的6年中，先后有吉木薩爾縣的豐華公司、昌吉市的宏嘉公司和烏魯木齊市的坤嘉公司成為奇臺制麥公司的大麥供應商，并由奇臺制麥公司（甲方）、供應商（乙方）和嘉士伯貿易（深圳）有限公司（丙方）簽訂了《啤酒大麥買賣合同》。

按照合同規定，甲方有權檢查乙方對大麥種植面積的落實情況、組織查看乙方負責下的種植面積和田間管理情況、考察乙方的經營資質、經營狀況及財務狀況等，對乙方的違約，甲方有終止合同、追究責任的權力；乙方負責供種、落實種植地塊、監管田間無公害生產、收購運輸、按照規定的質量和數量向甲方供應大麥原料；丙方負責監督甲乙雙方履行合同，并“有權安排專人到現場監督乙方種植、收割、運輸、發貨的全過程。然而，這種看似完美的運作方式，卻很快暴露出了諸多問題。由于選擇供應商、制定合同內容、原料供應價格等重要事項都由代表著嘉士伯決策層的丙方決定，甲方只是按要求簽合同而已，甲方的所謂監管實際上根本行不通，乙方也根本不買甲方的賬，而丙方的監督也形同虛設。經甲方多次調查，乙方與農民簽訂單根本沒有落到實處。據甲方于2014年8月向嘉士伯新疆總公司提交的一份《關于訂單農業的調查報告》，奇臺制麥公司專門組成調查組，對烏魯木齊南山、奇臺縣3個村和一個農場分場進行大麥種植面積實地核查，乙方上報面積為44466畝，而實際只有26333畝。同時，乙方沒有按要求與農民簽訂種植合同，衛星定位圖也嚴重失實。記者從種植農民那里也證實了這一事實。

奇臺制麥公司不少員工向筆者反映，從對企業負責的立場出發，該公司員工從2012年開始每年都要向嘉士伯高層反映乙方存在的種種問題。該公司工會在2015年3月寫給嘉士伯的一份報告中曾這樣質問：“員工熱愛自己的企業，關心企業的命運，在感受嘉士伯‘必贏’文化的同時，我們深深陷入迷茫之中？我們的企業到底怎么了？嘉士伯推行大麥訂單農業是為了讓企業有一個持續穩定的大麥基地，可是6年過去了，基地在哪里？大麥在哪里？訂單農業這個全球推廣的項目怎么了？”為解決麥芽成本過高問題，奇臺制麥公司多次向嘉士伯提出取消供應商這一中間環節，由自己直接收購原料，以降低大麥原料成本。但嘉士伯始終沒有任何反映，問題也一直得不到解決。是嘉士伯高層的失職，還是有人為了自己的私利達成某種契合而故意放縱乙方的行為？人們不得而知。

嘉士伯：“洋”做法難接地氣？

針對奇臺制麥公司員工反映的問題，嘉士伯中國區財務副總裁梨啟基和嘉士伯中國區采購部總監蔡永銘，曾在2013年10月對奇臺制麥公司員工這樣解釋：“訂單就是給企業買保險，有效地規避市場風險。麥芽成品價格過高，不是奇臺制麥公司需要考慮的問題，你們只要搞好生產。”

按照嘉士伯的思路，與農民簽訂種植合同、落實種植面積、衛星定位具體地塊、引進良種、田間管理和收購等建立原料基地一系列工作都由供應商來做，使原料供應、麥芽生產和啤酒生產即相互分離又有機結合，在建立大麥原料基地的基礎上，形成從田間到餐桌的一條封閉、安全、可追溯的產業鏈條。然而，這只是一個非常理想化的幻想，在現實中根本行不通。因為農民和供應商之間是一種意向型的松散關系，供應商和農民有的簽了合同，而更多的連合同也沒有，即便是簽了合同，由于沒有利益共享和相互制約的前提，合同的履行也毫無保證。這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農民想種就種，想怎么種就怎么種，產品想賣給誰就賣給誰，最終所謂的產品品質和數量只能是一廂情愿。

問題的另一面還在于，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供應商根本沒有真正去建原料基地，也不愿下大氣力派出人員和農民簽合同、落實地塊和指導田間管理，而是將合同中的有關規定弄虛作假、敷衍了事。農民普遍向我們反映，過去我們都是把大麥直接賣給制麥公司，原料供應商來了后，對我們的種植不僅沒有什么幫助，相反利潤還越來越少了。

一方面，嘉士伯的“洋”做法難接地氣，同時，每年嘉士伯都要給供應商支付很高的費用。奇臺制麥公司上訪員工提供的一份統計表顯示，從2009年到2014年，與市場應有的正常價格相比，嘉士伯總計多給供應商支付了3000萬多元。而奇臺制麥公司的員工過去在向嘉士伯高層反映問題時一直認為，支付如此高昂的費用，會加大企業運行風險，也根本沒有必要。

事情的結果是，嘉士伯的做法不僅讓支出的高昂費用打了水漂，而且理想中的原料基地也化作了泡影。到2015年，奇臺縣的大麥種植面積由6年前的20多萬畝，銳減到了1萬多畝。嘉士伯的所謂訂單農業不僅沒有“給企業買保險，沒有規避市場風險”，反而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奇臺制麥后來停產解散的禍根。

大市場：擊碎嘉士伯的夢想？

2002年是我國啤酒產業發展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我國成為世界啤酒生產和消費的第一大國，從此我國啤酒市場也風起云涌，國外企業就此加快了進入我國市場的步伐，由2002年前的獨資或合資建廠，開始轉為參股和并購。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我國市場很快被華潤雪花、青島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和嘉士伯五大啤酒集團瓜分。

在生產中，一噸啤酒大約需要100至140公斤大麥，占到生產成本的15%到30%。而在所有生產成本中，大麥和啤酒花的價格波動最大，但由于啤酒花在生產中的用量很小，其價格影響可以基本被忽略，因此大麥就成了決定成本的最為重要的因素。2007年，大麥和啤酒花價格暴漲，這給啤酒生產企業帶來了空前壓力。也就在這一年，嘉士伯在兼并新疆烏蘇啤酒集團的同時，奇臺制麥成為嘉士伯的麥芽原料生產企業。通過兼并建立自己的大麥和麥芽原料生產基地，優化原料供應，降低啤酒生產成本和大麥價格波動帶來的壓力，從而擴大啤酒產能——這是嘉士伯當年的夢想。面對競爭，這無疑是個十分必要的戰略選擇。然而，由于嘉士伯一手導致的大麥原料供應商的出現，使這一良好初衷走向了反面。

就在嘉士伯為自己在奇臺推行所謂農業訂單而付出高昂代價的同時，我國啤麥市場發生了重大變化。據中國產業研究報告網公布的數據，在以澳麥為主的洋麥大舉進攻下，從2007年到2014年，我國啤麥產量由279萬噸狂跌到140萬噸，而進口洋麥則由109萬噸飆升到了3000萬噸，啤酒企業對進口大麥的依存度則由28.7%攀升到了66.7%。為此，啤酒生產企業的成本大幅上升。在新疆，大麥面積也出現了嚴重萎縮，從2007年的100多萬畝銳減到了2014年的15萬畝。2014年，供應商向奇臺制麥公司僅僅只提供了6671噸原料，只完成了計劃的48.55%。2015年，奇臺制麥公司已是無米下鍋，只能全面停產。國內面積的大幅萎縮，進一步加大了啤酒生產企業對洋麥的依存度。嘉士伯原來的夢想被無情的市場擊得粉碎。

同時，有數據表明，我國啤酒產量已遠遠超過美國的2倍，年人均消費量達34.2升，高于33升的世界平均水平。據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啤酒專業委員會發布的數據顯示，受消費大環境和市場相對飽和影響，2014年中國啤酒總產量為4921.85萬千升，同比下降0.96%，在經過了10多年來的連續增長后，出現了首次下滑。研究國內食品產業的營銷專家朱丹蓬認為，未來5年國內啤酒人均消費量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因為人口老齡化抵消了新增消費量等，它已達到消費量階段性的峰值。”

練內功：啤酒巨頭的第三輪競爭

大麥成本提高、啤酒產量受限、利潤空間縮小，這是啤酒企業在未來的競爭中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有專家預言，如果說以擴大產量為核心的投資建廠和參股并購是啤酒企業前兩輪競爭的主要形式，那么，企業內部的優化、提質升級、苦練內功，并以此來消化市場帶來的壓力將是目前已經開始的第三輪競爭的核心。

有業內人士分析，在新的一輪競爭中，啤酒市場的飽和程度已“趨近臨界點”，靠過去的并購擴產已很難延續，隨著行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擁有75%以上市場的啤酒產業五大巨頭也會產生分化，圍繞提質增效競爭將會變得更加殘酷。提質增效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挖潛節能增效提高管理水平，減少空耗和運行成本，使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更加科學合理；二是針對我國生活水平增長較快趨勢，開發中高端產品，走出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競爭的陰影，擴大利潤空間，贏得新的市場。

嘉士伯在寫給奇臺縣委和政府的《關于對產業結構與布局調整的報告》中這樣闡述這次關閉解散奇臺制麥公司的原因，是為了“剝離非啤酒核心業務。專注于啤酒質的發展，實現節能降耗，維持市場競爭力”。實際上，從2014年以來，嘉士伯先后對重慶、安徽、云南、寧夏、新疆等地的產業調整已經開始了。有業內人士分析，嘉士伯還有可能關閉旗下的其它制麥企業和非主營企業。有人評論嘉士伯的行為：這是企業在甩包袱，向社會推卸責任。

啤酒行業集中度高，但利潤卻很低，這主要是中低端產品同質化競爭的原因，這已導致近年來我國啤酒行業的大面積虧損。有業內人士分析，啤酒行業高端化將是擺脫利潤過低的最優選擇。嘉士伯中國區原總裁馬儒超認為，啤酒行業在更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城市消費者，在中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口超過美國和歐洲人口的總和，可支配收入也在不斷增長，所以啤酒的高端化是可以實現的。而啤酒的高端化發展同樣需要靠練內功。

釀惡果：到底應由誰來買單？

“2013年以來，奇臺制麥供應給‘烏蘇啤酒’、‘新疆啤酒’兩個品牌麥芽，成品麥芽價格遠高于烏蘇啤酒公司直接從疆外采購的澳麥價格。從而造成烏蘇啤酒公司整體運營成本攀升，面臨嚴重的市場危機。”嘉士伯最近在給奇臺縣委和政府的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似乎是嘉士伯在向人們道出心中難言的委屈。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奇臺制麥生產的麥芽價格過高呢？一位在該公司曾負責麥芽生產的經理給我們出示了一份生產成品分析資料，說：“生產中的水、電、人工工資等所有運行成本都是嘉士伯上頭一項一項核定好的，我們全都控制在規定以內。”我們了解到，奇臺制麥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先后投入800多萬元進行技改，使供氣、浸麥、發芽、干燥等工藝流程全都實現了自動化控制，生產中的成本指標全都低于嘉士伯旗下的同類企業。同時，從2013年開始該公司先后減員50多人。另外，我們還注意到在麥芽生產行業中，大麥原料占到生產成本的90%以上，因此，在其它成本并沒有上升的情況下，大麥原料是麥芽價格的決定因素。由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奇臺制麥公司生產的麥芽價格高，并不是由這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而是由大麥原料造成的。

我們在奇臺制麥公司上訪群眾提供的一份統計表中看到，從2009年到2014年，奇臺制麥公司拿到的原料每年都要比市場上高出200萬到1000多萬元，原料越多虧損就越多，2013年收購原料1.7萬噸，虧損達1070萬元，而這些錢全都是被嘉士伯指定的原料供應商拿走了。

奇臺制麥公司的不少員工向記者反映，嘉士伯所謂的“訂單農業”中的問題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也多次向上反映，為什么嘉士伯就看不出來？有的員工甚至懷疑，在嘉士伯高層中有人借供應商在暗箱操作謀取私利。

奇臺制麥的員工們認為，今天的悲劇與其說是市場風波的“天災”，不如說是由嘉士伯一手釀成的一場“人禍”，因為停產解散的結局完全是由嘉士伯的錯誤決策造成的，而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也讓他們感到了莫大的委屈，甚至產生了憤怒。

擺在眼前的現實是，奇臺制麥公司的71名員工一下子沒了飯碗。嘉士伯給了他們內退、買斷和重新安置三條路。由于重新安置是離家在外地工作，并且還要有試用期，所以沒有人作這種選擇。

實際上達不到年齡不能內退的員工只能選擇買斷，而按照規定，買斷的員工一般只能拿到8萬至10萬元，這對他們來說只夠交養老保險金，實際上一分錢也落不到他們口袋里，這意味著在退休之前，只能另謀生路。他們大多數人從20多歲就在企業工作，現在都已40多歲了，普遍存在著年齡大、沒一技之長、沒資金、體弱多病，就業沒能力，創業沒資本，要另謀生路困難重重。

47歲的楊軍在公司工作了20年，在工作中腳上曾有過粉碎性骨折。妻子在外打工，他每月3000多元的工資是全家的主要經濟來源，現在不到10萬元的買斷補助，緊緊巴巴地只夠他交13年的社保。楊玉龍從一踏上社會就在制麥公司工作，20年中他一直干的是制麥，現在已經45歲的他，聯系了好多家單位都因為年齡大而被拒之門外。同時，這次丟了飯碗的企業員工大多上有老下有小，現在他們自己的生活都沒了著落，今后的艱難將難以想象。

嘉士伯的“產業布局調整”所引發的惡果，對嘉士伯自己來說或許就是損失了一些錢財，而對更多的卷入這場“調整”風波的家庭來說，都無疑是一個個悲劇，這種社會之痛又應由誰來買單呢？嘉士伯可以將責任一推了之，但這些受害的員工卻不能。

思考：國產啤麥困境帶給我們的警示

奇臺制麥公司的解散，意味著一個優勢產業或將在當地不復存在。這實際上是我國啤酒大麥在國際市場競爭中陷入困境的縮影，它帶給我們的警示是多方面的。

現在，進入到我國的主要是澳大利亞大麥，其運輸距離少則數千公里，多則達1萬多公里，澳麥在支付高昂的運費之后對市場仍有強勁的競爭力，這也折射出我國大麥產業的弱勢。據中國產業研究報告網提供的數據，我國對以澳麥為主的進口大麥的依存度在逐年增加，目前已經達到70%以上。有業內人士擔憂，如果像現在這樣持續下去，我國大麥將會徹底退出市場，不遠的將來左右我國整個啤酒產業的將是進口大麥。

近10年來，我國啤酒產量在不斷增加的同時，啤酒大麥的種植面積和產量卻在逐年減少，現在已陷入了上游大麥種植與下游啤酒生產脫節的困境。據業內人士分析，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受傳統種植局限。中國酒業協會啤酒分會秘書長何勇認為，和國外農場大規模種植、統一田間管理相比，我國大麥生產基本上都是散戶種植，品質均一性差，這使國產大麥在釀造性能和品質上劣于進口大麥。同時，這種小農經濟在種植中隨意性大、價格波動性大，難以抵御市場風險。

二是受經濟效益影響。與小麥相比，種植大麥存在風險大、盲目隨意性大、經濟效益低等問題。在奇臺，10多年前1公斤小麥只有1塊多錢，大麥最高的時候到了近3塊錢，現在1公斤小麥到了3塊多錢，而大麥只有2塊多，10多年中，大麥價格基本維持原狀。同時，大麥市場也難以把握，還往往出現賣難現象，有時甚至血本無歸。大麥與其它作物相比，效益也比較差。

三是種植基地難建立。大麥在我國基本上都是散戶種植，存在統一管理難、良種推廣難、標準化生產難等問題。即便是企業與農戶簽訂合同，由于是一種松散型的契約關系，農企之間相互制約性差，利益關聯度小，在種植面積、產品質量、銷售價格和數量等方面，處于游離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往往對原料的生產過程不愿有過多投入，建立大麥種植基地從根本上得不到保證。

四是種植技術落后。傳統粗放型種植在大麥生產中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由于大麥效益不高，種植技術無人過問，農民往往把大麥種植當作倒茬或改良土壤的作物，在耕作方式和種植品種等方面，與其它作物相比較為落后。

五是扶持政策缺位。中國食品發酵工業研究院副院長張五九認為，大麥和啤酒花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農業領域認為它們是工業用產品，需要工業領域管理，而工業領域又認為是農產品，不歸工業領域管理，這樣大麥和酒花種植始終游離于國家管理政策之外，享受不到政策補貼扶持。這樣，大麥生產處于一種沒有任何部門管的自生自滅狀態，稍遇風浪便有滅頂之災，這直接影響了農民種植的積極性，也使整個大麥產業得不到健康發展。

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目前我國已簽署了14個自貿協定，涉及22個國家和地區，2015年6月我國已與澳大利亞簽署了自貿協定，這意味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大麥進口的門檻也將會越來越低，國產大麥面對洋麥咄咄逼人的攻勢其生存將會更加艱難。

一方面，從2002年開始我國連續10多年都是世界啤酒生產和消費的第一大國，而另一方面，作為啤酒的主要原料大麥的生產卻危機重重，主要依賴于進口，這暴露出我國啤酒產業深層次的問題。有專家指出，在我國農產品加工行業中，基礎原料匱乏和品質差是共性問題，并不僅僅只局限于啤酒產業，如果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這對整個行業的危害將是巨大的。在原料上失去話語權，這不僅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使原料無法從根本上得不到保證，而且也會失去持久競爭力。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走企業發力和國家政策扶持兩條路。目前，我國不少啤酒企業對大麥原料強調的是“全球采購”，卻不愿花力氣在家門口建大麥生產基地，甚至對已經建立起來的基地也不加珍惜。

對此，有專家認為，這不是一個有發展眼光企業的明智之舉。啤酒產業新的一輪競爭不僅是數量上的競爭，更是企業運行和產品品質的競爭，要走出同質化競爭陰影，擴大利潤空間，就必須要有多品種和高品質原料作支撐，要著力破解大麥原料給啤酒企業帶來的發展難題，在國內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原料基地已勢在必行。

同時，國家也應制定相應的扶持政策，在科研攻關、新品種開發、集約化種植、標準化栽培等方面給予一定補貼，提高農民大麥種植效益。因此，充分調動國家、企業和農民三個方面的積極性，才是應對大麥危機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