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酒收藏,是對歷史與往事的一種響應。
一瓶老酒,從名稱、瓶型、瓶標、封口到外包裝,無一不留下了專屬于某個時代的記憶。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九七七年后,很多酒標上的“酒”、“釀”等字眼被“氿”、“酉上”這類二簡字所替代,這是因為斯時中央頒布了《第二次簡體字方案》,其出臺的目的在于掃盲。文革這場空前的文化劫難結(jié)束后,整個國家文盲人數(shù)達兩億五千萬之多,國家制訂第二次簡體字,旨在讓人們迅速接受文字掃盲教育。
今天我的故事,便與老酒中的文革記憶有關。
老酒中的文革記憶
文革,這一段歷史回憶,也許是很多人心中不堪回首的歲月過往。然而,它為中國酒業(yè)留下了鮮明的遺痕,展現(xiàn)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風貌和政治導向。一瓶老酒中窺見一段歲月,彌足珍貴。
在本人的私人藏品中,有不少文革時期的老酒。辨別這一時期老酒特征的最好辦法,是在瓶身上尋找明顯“文革”印記,如頸標上的“為人民服務”,或是酒標上被小段引用的“毛主席語錄”等。注冊商標的改變,也是這一時期酒文化的顯著特色,如汾酒的商標彼時改成“四新牌”,意在“破四舊、立四新”,古井貢酒則含冤受屈,好好的“貢”字被認為有封建嫌疑,硬是生生從酒名中被摘了下來,最后有了“古井酒”。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自然不能少了茅臺酒,其當時用于出口的“飛天牌”商標,因為采用敦煌壁畫的飛天圖案而有“四舊”嫌疑被停用,取而代之的,是寓意“葵花向陽心向黨”的“葵花牌”。注冊商標上留下的文革印記顯然不僅于此,“紅旗牌”五糧液、“紅城牌”董酒,如今留存至今,均是難得的收藏珍品。
三大革命——酒標里的歲月乾坤
有關三大革命的界定,有人認為,是指新中國成立后開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以及“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這三個事件均發(fā)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顯然將其當成“三大革命運動”與其后的政治運動相比,在影響范圍上意義并不深遠。
與本文有關的“三大革命運動”最初出現(xiàn)在一九六二年,毛澤東讀過由浙江農(nóng)村干部草擬的七份材料后作了一段批語:“開展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這樣的一場“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與科學實驗”的革命運動,對于當時經(jīng)濟技術落后的我們而言,應是必然的——提倡生產(chǎn)、重視科學之余,更關注階級斗爭,而這一條階級斗爭的主線,成為整個文革期間總的方針路線。
于是,1967年前后,我們得以在五星牌茅臺酒的背標中,看到“三大革命”的字樣——茅臺酒是全國名酒,產(chǎn)于貴州省仁懷茅臺鎮(zhèn),已有二百余年的悠久歷史,解放后,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開展三大革命運動,不斷總結(jié)傳統(tǒng)經(jīng)驗,改進技術,提高質(zhì)量。一瓶這個年份生產(chǎn)的茅臺酒,留存至今,價值不菲。
文革結(jié)束后的1978年,二十余萬張曾經(jīng)取代“飛天”用于出口的“葵花牌”茅臺酒注冊商標,被允許用在內(nèi)銷酒上。此時的茅臺酒,正標為“葵花牌”,背標仍然為“三大革命”標,因此藏界稱為“三大葵花”。三大葵花酒僅僅在1978年生產(chǎn),稀缺、難得。
“三大革命”標一直持續(xù)到1982年方才正式停用。當然,它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仍能在茅臺酒上有所表現(xiàn),這也是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的。自文革結(jié)束后,1978年,時任國家領導人的華國鋒在第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三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名義上是對“四人幫”篡黨奪權(quán)之行徑進行批判,實際上還是在全盤繼承毛澤東主席的政治遺產(chǎn),這其中著名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應是對“三大革命”精神之延續(xù)。
不過,無論社會經(jīng)濟如何發(fā)展,倘若以階級斗爭作為主導,這顯然與后期國內(nèi)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發(fā)展大綱是相違背的。于是,我們看到,時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無論在政界,亦或是酒界,“三大革命”悄然落幕,而這段與茅臺有關的三大革命歷史,卻在數(shù)十年后的今天成就了在拍賣市場上屢屢創(chuàng)出新高的老茅臺價格神話。
那些與三大革命有關的誤讀
有關三大革命與酒,至今還存在不少誤讀。如有人認為三大革命茅臺酒僅僅產(chǎn)于文革期間,這是不準確的。正如上文所言,三大革命突出的是黨對于國家的中心地位,它承載的是當時政治的風向標,因此,文革結(jié)束后直至1982年,茅臺酒背標上的三大革命口號仍然有所延續(xù)。
其次,三大革命并非茅臺專屬,本人收藏的一瓶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透明玻璃瓶郎酒,在其背標上同樣印有三大革命字樣:“郎酒……是工農(nóng)紅軍長征四渡赤水經(jīng)過的地方。解放后,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展了三大革命運動,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提高技術,用優(yōu)良泉水精心釀造而成”。與茅臺不同的是,玻璃郎使用三大革命背標時間跨度小,僅限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了1980年,其背標上已不再有“工農(nóng)紅軍長征”、“三大革命”之蹤跡,取而代之的,是關于酒的原料與酒品口感的客觀敘述。
最后,三大革命酒,盡管價格不菲,但絕不像媒體吹捧或者某拍賣會炒作般有著天價。曾有讀者與我聯(lián)系,希望將手中珍藏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三大革命茅臺酒變賣換房,當我坦言該酒市場價格僅數(shù)萬元時,這位讀者大為不解,他屢屢從報端了解茅臺酒動輒幾十萬拍賣價格,本以為能將手中該酒賣個好價錢。從這位讀者的觀念來看,足可見目前一些老酒受到某些機構(gòu)炒作而價格虛高的現(xiàn)象。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文革時代離我們已然遙遠,而這些“工農(nóng)”、“四新”、“紅城”、“葵花”、“三大革命”則變成了我們不可遺忘的時代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