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研究發表在新一期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負責該項研究的斯坦福大學考古專業博士生王佳靜說,現在的啤酒大多是由大麥或小麥等原料釀造而成,而他們發現的啤酒原料由黍、大麥、薏米和少量根莖作物混合而成,其中大麥不是中國本土培養栽培的,是由西亞馴化成栽培種后傳入中國,其他原料均在中國上古時期就有。
王佳靜告訴記者:“我們發現的酒,其實是中國歷史記載中的谷芽酒,即利用發芽的谷物制成的酒,其工序與西方啤酒是一致的。至于喝起來什么味道,我暫時無法回答。我只能猜測可能會有點苦有點甜,苦來自于發酵谷物,甜來自于薯類。”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來是此次發掘工作的領隊,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劉莉與美國楊百翰大學教授特·巴爾參與研究。他們在米家崖的兩個窖穴里發現了與制酒相關的器物,包括闊口罐、漏斗、小口尖底瓶和可移動的灶,年代測定為介于公元前3400年到公元前2900年,通過殘留物的科學分析,從中找到了啤酒釀造的三個證據。
圖片顯示的是漏斗內壁的殘留物
圖片顯示的是在米家崖遺址發現的用于制酒的漏斗
第一,在這些器皿上發現的殘留物中含有很多出現損傷跡象的淀粉粒,其中一些淀粉粒的中心出現明顯缺坑,一些淀粉粒變形和煳化,這與釀酒過程中淀粉粒的損傷特征類似。
第二,在殘留物里發現了谷物谷殼上特有的植硅體,這說明殘留物中含有谷物的殼。而在啤酒釀造過程中,特別是第一步發芽時,谷殼是必不可少的。鑒定顯示,這些殼來自黍和大麥。
第三,通過化學分析,研究人員還發現殘留物中含有草酸,并認為此草酸可能來源于草酸鈣,也稱做啤酒石,這是啤酒釀造時產生的副產品。
王佳靜說,這項研究的主要意義有兩個:首先,把大麥在中國出現的時間向前推了大約1000年,說明大麥從西亞傳入中國中原地區可能與制酒有關;其次,酒是宴饗活動、宗教儀式的重要元素,可能是促進新石器時代社會復雜化和階級產生的一種媒介。他們在古代中原地區發現的酒,可以和當時發生的社會變化相聯系。
她說:“一些大規模的仰韶晚期遺址有明顯的社會階級化特點。我們發現的酒可能是當時社會一些高層人士用于宴饗活動、宗教儀式的飲品。”
此前,中國最早關于谷芽酒的文字記載源于商周時期的甲骨文,當時稱之為醴。醴是用谷芽釀造的,即所謂蘗法釀醴,與古代美索不達尼亞人和古埃及人一樣。
王佳靜說,中國制酒的起源應該更早,只不過他們的相關研究才剛剛開始,目前他們正在分析中國其他遺址采集的有關制酒的樣品,接下來將采集更多來源于中國上古不同時期、不同地區遺址的標本,以研究中國古代制酒在地域空間上、時間上的變化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