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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8日，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與葡萄酒國際聯合會主席辦公會議召開。會議討論了寧夏賀蘭山東麓產區酒莊酒生產規范、寧夏賀蘭山東麓列級酒莊評定辦法等。這也使得葡萄產業用地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集體及國家土地所有制
制約葡萄酒產業的發展

    　30年前，中國在南方沿海城市建立經濟特區。那時所謂的經濟特區實質上是工業特區，本質上是利用中國充足的富余農村勞動力，讓農業發展讓位于工業開發，優先發展工業，對接世界其它發達國家地區的產業轉移。若干年之后的今天，我們突然發現，我們除轉移了生產力之外，也被動承接了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副產品：環境污染。
    　中國發展的車輪依舊飛快，我們同時發現土壤水資源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無法繞行。2013年3月，《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實施，成為當今中國第一家地方對葡萄酒產業進行相對全面的立法。《條例》中也涉及了土地制度。《條例》的標簽意義在于，我們或許要重新審視我們多少年都在實行的抑農重工的思想。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似乎給了《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保護條例》一個隱喻式的注腳，文件提到要探索建立嚴格的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林地、草原）準入和監管制度。以前我們總是講：“鯉魚跳農門”，現在我們應該想象一下如何讓鯉魚回農門。筆者的理解，鯉魚回農門中的“鯉魚”包括兩個品類：一是人才，二是資本。人才不是問題，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但資本很是問題。這里筆者講的資本問題不是錢本身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今天實施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與外貿并進，貨幣資本的積累已經走在世界前列。資本進入農業是個問題，中國在實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集體及國家土地所有制而累積產生了土地產權慣性問題。中國的產業投資，錢本身往往不是問題，不僅僅是代表國家資本主義的國企出得起這個錢，民企也可以。但就農業投資而言，體量大，收益緩，如果產權制度不明則投資心態不穩。用古人的話說，無恒產者，無恒心。古人已經看的很透徹，恒產與恒心的關系其實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理。西方國家葡萄酒產業的發展與葡萄園、莊園土地連貫性傳承是絕對正相關的。

    　但是在現有的政治語境下，任何土地私有化的提議在很長一段時間仍是不太可能的。中國政府之所以對整個社會具備掌控力，土地是其關鍵支撐點之一。城市土地國家所有，政府幾乎擁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所以，這為中國改革開放后工業用文章來源華夏酒報地、城市人口住宅用地等成片開發提供了巨大便利。

　　相較于土地私有制，現有的農村集體所有制為中國城市化提供了最大的政策便利性。道理很簡單，政府要與土地私有制下一個個單一的土地私有戶談判為城市化出讓土地的機會成本比與集體所有制下的集體戶談判的機會成本大的多。所以，為便利中國政府下一輪的城市化的宏圖偉志，農村土地私有制不會是其選擇。

    　回想30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要不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存在體制糾結。但是我們跨過去了，理由很簡單，不跨過去，經濟會垮掉，國家也因而垮掉。現在問題是，中國有沒有為某個涉農產業而專門進行土地私有制改革的可能性。要回到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問自己：如果我們不跨到農村土地私有制，是不是就會到農村經濟解體垮塌的境地。筆者認為，中國到現在還沒有出現這樣的局面。所以，國家的頂層設計為了葡萄酒產業而將農村土地進行超越整個國家土地制度的試點改革不太可能。

    　筆者能體會到《條例》在土地產權制度上的欲言又止。其第十五條規定：“自治區鼓勵產區內的釀酒葡萄種植企業和種植大戶通過租賃、承包、股份合作等土地流轉方式，開發建設規模化、標準化的釀酒葡萄種植基地。” 本條款規定土地流轉方式列舉了三種方式之外還加了一個總括性的“等”。但是這個“等”字玄機多多，這里不明朗的地方在于，除了這三種明列的流轉方式之外，是否允許其他的創新方式，多大程度的創新。但是當我們去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本身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國家層面在農用土地產權上現階段不可能有多大程度去開政策口子。如果這樣地方層面不可以也不敢做多大層面的突破。但是葡萄酒產業對土地的依存性比其它任何糧食產業都來得尖銳。水稻種植也許可以二三十年承包協議完了，另取他地易地種植。葡萄酒不太可以，發達國家的經驗是，葡萄園種植片區、葡萄酒釀酒莊園產權私有，可以世代繼承，從而在風格、質量、文化傳承上一脈相承具備品性的連貫性。請問，按我們現行的產權制度，我們如何去規劃中國的葡萄酒產業？寧夏又該何去何從？

建議嘗試“農業特區”，
各產區合力影響頂層決策

    　筆者其實更愿意把《條例》看成一個與特區條例的等價意義重構中國農業的吶喊。那么上面的“等”字可以解讀為，給寧夏農業發展一個農業特區的政策口子，給它機會摸石頭過河，等等看。先始不一定是大規模的，而是分地區，細分產業式的特別政策。比如就從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或其它產區如煙臺開始。中國已經實施了30多年的工業特區制度，反過來講，工業可以立特區，為何農業不可以？國家可以以葡萄酒產業作為特色農業選取農業特區，對特區內的某些農產如葡萄酒，國家給予放權，允許先行先試。在產權制度、產區規劃等給予不突破集體所有制底線的任何自由，國家進行宏觀指導，地方進行微觀操作，發揮民間行業組織的力量，發展精品酒莊，輔以旅游及文化推廣。

    　不突破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并不意味著葡萄酒產區的土地制度就因此而只能原地踏步，毫無作為。任何一種土地所有制本質上是財產，是財產就會有市場，就會有流轉。葡萄酒產區應該在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探索新型土地流轉方式。因為土地對葡萄酒質量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在這個探索上，大的葡萄酒產區要走在前頭，爭取國家支持和試點。2013年，國務院批準黑龍江省現代農業試點方案，這是東北糧食主產區爭取到了中國農業產業化的政策試點。這是以地域行政區劃為選取點來試點的模式。剛剛說到中國是可以選取特色農業試點模式來爭取政策試點的，葡萄酒產業可以拿來作文章。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中國葡萄酒產區本身就要有一盤棋的抱團意識。現在的問題是，筆者發現當今中國葡萄酒產區在這個問題上往往后知后覺。各大葡萄酒產區之間存在競爭，不一定能放得下架子來互動。但是，筆者覺得要影響頂層決策，單一產區力量很是微薄。地方產區先互動結盟形成合力，自下而上才能影響頂層決策，讓新型土地流轉制度試點花落葡萄酒產業。而這當中，中國最有發言權的幾大產區中，至少煙臺和寧夏要形成“東西合璧，一唱一和”。

    　那么，中國各地方葡萄酒產業有多少“王牌”可以拿來說服國家決策者來向這個產業傾斜呢？筆者認為，至少有兩張牌可打。

　　第一張是葡萄酒產業與中國的糧食安全的關系。在未來可預見的時段內，“三農”依然是中央決策者的重中之重。“三農”緊緊連接著中國的糧食安全，而糧食安全是中國首要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國發展葡萄酒產業會不會影響到中國的糧食安全呢？答案是否定的。但首先肯定的是葡萄種植會與中國的主糧生產耕地形成競爭，但比之于白酒直接大量消耗主糧來生產，葡萄種植一不消耗主糧，二來耕地爭地性遠不如白酒工業。所以，中國的葡萄種植根本不足以撼動國家的糧食安全。

　　第二張是葡萄酒產業的經濟效益。從國外發達國家及地區的經驗來看，葡萄酒產業往往作為邊遠地區扶持性農產業來推動。與其它臨近產業相比，葡萄酒產業有無可辯駁的高附加值性及產業乘數效應。這在中國“三農”語境下特別重要，因為它驅動農村經濟創收。在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的情況下，單位面積土地的高收益就會逾加成為影響頂層政策的“王牌”。

（作者系南澳大利亞大學食品葡萄法博士，現為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中德法律合作項目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