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臺靜農由青島到北平度暑假。盧溝橋的轟然一擊震驚了整個中國,敵軍進了北平城,“坦克車巡回馳駛著,地都是動的”。負了歷史文化使命的北大,留守古都,卻也孤立無援,遂請臺靜農到南京與胡適商量北大將來的問題。一路南下,滿懷愴然,古老的中國命運如茫茫碧海,前途已不可想象。然而這國破山河在的時會,不過是他身經動蕩的開始。
二十幾歲的臺靜農即已有所建樹,由未名社出版的小說集《地之子》使他蜚聲文壇。這位中國新文學的燃燈者,帶著悲憫淑世之心,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時候,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
“人間的酸辛和凄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是不幸的事嗎?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地之子》后記)
而讀《建塔者》的后記,便窺見這犀利的批判者靈魂深處的痛苦:“我未曾接觸著那艱難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靈魂深處,我的心苦痛著,其實一個徘徊于墳墓荒墟而帶著傷感的作者,有什么力量來渲染時代的光呢……且以此紀念著大時代的一痕罷。”
1946年,中年的臺靜農渡海赴臺,負責抗戰勝利后的臺大接收事宜,本想是簡單的駐足,難料竟在島上度過余生四十四載,望鄉終老。“當時我的書齋名之為歇腳庵,既名歇腳,當然沒有久居之意。身為北方人,于海上氣候,往往感到不適宜,有時煩躁,不能自已……然憂樂歌哭斯者四十余年,能說不是家嗎……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寄寓其間,能說不是大事。”(《龍坡雜文》序)
若說人生遇合皆前定,許多人不信,然臺翁卻言就有此事,且這一參差,竟往往是一生的憾事。丙戌一渡,別過杏花春雨江南,別過牧童遙指,渭城輕塵,也別過少年俠氣,翹勇豪縱。由于與魯迅等左翼文人的密切關系,臺靜農深為情報單位的盯梢所苦,平日已噤若寒蟬,更不要談文學創作了;昔年摯友許壽裳因在島上宣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和新思想在家中被害;臺大中文系前任系主任喬大壯,因拒絕鎮壓學生運動辭職,時年七月在暮雨瀟瀟的蘇州投水自盡……悵平生,師友凋落殆盡,只余幡然一叟,這于臺靜農來是說不出的愴然,即是有“或者人當無可奈何之時,感情會一時麻木的”的苦嘆,也不能不凄然于“緬想故人,墓有宿草。可是溫良恭儉的風貌,猶在眼前,而晤言談藝之樂,已不可再得,能不為之惘惘”。
陳獨秀年少時在杭州與臺靜農先師沈尹默先生是朋友,陳獨秀有詩云“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轟飲酒壚,一派詩酒豪情。又寄懷尹默先生道:“雪峰東奔向岣嶁,江上狂夫碎白首。筆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氣進君酒。”臺靜農最喜愛的是魯迅先生的那種“他就跳到半空,罵的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的精神,書生意氣,而今恍然如夢,“今世的落葉,只有隨風飄到哪里便是哪里了”。臺靜農愛酒,喝了一輩子酒。早年在青島山東大學教書時常與老舍等朋友吃館子,喝老酒,即墨老酒。在開了幾世代的小酒樓上,人人酒酣耳熱。1941年,臺靜農與老舍重飲于重慶,老友重逢,雖人都蒼老了不少,精神卻是愉悅的,面上苦悶的條紋也暫獲舒展。南渡后,學生言其無論冬夏,總有教人喝酒的理由。他教授中國文學史,不講唐詩宋詞,卻獨愛屈原與竹林七賢,常言 “痛飲酒,談離騷,可為名士”。心有郁結,且以飲酒解胸中塊壘吧。
酒旗簫鼓,只余依稀舊跡,臺靜農的人生依然甘醇如酒,天真淡泊,濃香醉人。由于時局的原因,渡海后的臺靜農寄意書藝與教育,臨危受命擔當臺大中文系主任的重擔,他是奠定中文系的學術傳統的開拓者。他或是與學生們在書齋里高談闊論,或是兀自坐在桌前索解著人生的蕭然,他也會與學生一起玩“母鴨帶小鴨”的游戲,極為認真。他的文字同他的耿介篤實一樣振奮人心,啟迪民智。
“家有寶山,卻像空無所有的簍子,真是說來慚愧。民族文化應如長江大河,永遠的波濤壯闊不息的前進,若凝滯不前,便成溝澮,終有枯竭的一天。我不是國粹主義者,說什么都是自家的好,但祖先既然留下了好的遺產,我們得承受發揚,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與精神,站在人家面前,才可以抬起頭來。”(《藝術見聞錄》序)篳路藍縷,于日本殖民文化橫行的臺灣島上傳習漢語,又像一個頑童,磊落倔強,固執地堅守著自己的傳統。他稱錢思亮先生為粹然儒者,一生為教育文化,既竭盡智慧與生命,而其生平行事,清正自守,不茍且取容,“潛心銳志,生死以之”。這又何嘗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寫照呢?
《酒旗風暖》(青島出版社2011年版)收《龍坡雜文》、《回憶臺靜農》、《靜農散文集》、《我與老舍與酒》等書中的文章六十余篇,卷一,生平回顧,5篇;卷二,懷念憶舊,19篇;卷三,序跋讀后,39篇。以文學史料的眼光,在每文后加注說明,查明其首發的刊物,以及首次收入成書的書名及時間,是編者獨運的匠心,有助于讀者了然于臺老與所提及人物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