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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我國葡萄酒進口主要以瓶裝酒為主，其進口量達到141,000千升，同比增長21%，實現進口額7.04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0%。進口葡萄酒在我國市場可謂是風生水起，在給國內葡萄酒產業帶來巨大壓力的同時，也促使其更好地完善和發展。

    　行業內對以法律法規的形式規范葡萄酒行業的呼聲和實踐一直不曾停止，同時，葡萄酒立法依舊面臨著不少困難。那么，中國到底要不要有葡萄酒法？中國需要什么樣的葡萄酒法？中國葡萄酒的立法現狀是什么？中國該有怎么樣的葡萄酒法？

1、中國要不要有葡萄酒法？

2、中國需要什么樣的葡萄酒法？

3、現行葡萄酒地理標志法律保護存在的問題

4、中國葡萄酒的立法現狀是什么？

    　中國要不要有葡萄酒法，首先是一個歷史溯源和橫向比照的問題，需要回首看看歷史，中國經歷了哪些過程；其次，還可以橫向看看左鄰右舍是怎樣做的；然后，我們對剛剛問的問題就漸次清晰起來。

中國：非舊非新的“跨世界”

    　葡萄酒有新舊兩個世界的說法，一般以歐洲為舊世界；而此之外的美國、澳大利亞、南非等都被統稱為新世界。現在的問題是，新生代的中國算哪一個世界？

    　說它是新世界，近代中國的葡萄酒工業化可追溯的最早歷史，也就是張裕以及后來新中國成立后陸陸續續發展起來的王朝、長城等等，而中國現代葡萄酒業的理念、技術、話語幾乎都是舶來的。所以，對中國來說，這是新的領域，中國具備了新世界的“新”元素。

    　但是，考證中國歷史，葡萄種植可以追溯到周代。據載，漢時已經建立葡萄園栽種葡萄為皇宮釀酒。葡萄酒在那時是個稀罕物，很是金貴。據《后漢書》記載，孟陀曾經用葡萄酒打點官員換來涼州刺史。當然，最為大家熟悉的應屬唐朝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葡萄美酒原本有些女人氣，詩人卻把它放到沙場和征戰，葡萄酒頓時變得雄渾而剛勁。詩仙李白也情結葡萄酒。他在《對酒》中寫道：“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李白這里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金叵羅為一種珍貴的盛器，在當時和葡萄酒一樣甚至可以做為少女的嫁妝! 李白在《襄陽歌》中寫道：“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江鴨頭綠，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便筑糟丘臺。”詩仙就是詩仙，給他幾盞葡萄酒便春心蕩漾。既然葡萄酒在那時的文人騷客中有如此高褒獎的出鏡率，可見，在唐朝已不是凡物。到了元朝，據馬可波羅的記載，在山西的太原，已經有不少的葡萄園。明朝的李時珍則對葡萄酒的藥用價值贊譽有加。所以，一部中國歷代史，葡萄酒也總是半露著臉，待字閨中的樣子。比之于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建國才就兩三百年的歷史，中國的葡萄酒歷史雖然沒有濃墨重彩，卻總是綿綿不休，有那么點源遠流長。如此來講，說中國是舊世界也不為過。

    　可是，這個舊世界當然不是歐洲含義。中國幾乎沒有有關葡萄酒釀造的史料記載，但不乏文人墨客的把酒當歌，人生幾何；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比較公允地說，中國應該是亦舊亦新，非舊非新，中國應該自成一個世界，筆者把中國的這種狀態稱之為跨世界（In-between World）。筆者之所以花這么多筆墨來論證中國的跨世界，是因為要點出中國葡萄酒發展的道路問題。如果中國首先亦舊亦新，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學習借鑒兩個世界的長處，為我所用。既然我們又是非舊非新，那就意味著我們又不能對新舊兩個世界亦步亦趨、邯鄲學步，中國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這樣才能走出真正的跨世界的含義。

美國：“重零法則”下奮起

    　筆者把美國酒業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叫做“重零法則”，這個現象也是美國所獨有的。中國可以從中窺見美國葡萄酒立法是怎樣一個歷史脈絡。

    　美國葡萄酒業的現代化發展是相當薄弱的。首先，美洲大陸與澳大利亞一樣同屬新大陸，歐洲人登陸之前幾乎沒有所謂的葡萄釀酒，美國作為歐洲后裔建立的國家，其歷史也就200來年。歐洲人在陌生的環境里幾乎是從零開始經營葡萄酒的，這個是第一重“零”。
    　不過，這個在新世界國家里很是普遍，不足為奇。但是，美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生的“禁酒令”，把剛剛萌芽的美國葡萄酒產業連根拔起，美國葡萄酒產業遭遇了第二重“零”。“禁酒令”寫到當時的美國憲法里去了，當時的歷史背景是，美國作為歐洲后裔在荒蠻的美洲大陸開疆拓土，社會有一種清教徒的思潮，使得那時的美國人篳路藍縷，艱苦奮斗，而喝酒被認為是腐朽亂性之行為，破壞社會及經濟建設。于是，便有了曠世無有的倚重酒類社會安全立法的“禁酒令”。

    　但是，當美國爾后取消了“禁酒令”，開始在“重零法則”中發展酒業，之后的二三十年的時間里，美國酒業在英國人的策劃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巴黎搞了一個葡萄酒盲評，當時直接對掐法國葡萄酒，拿了頭牌，轟動世界。這是一次非常精心的公關策劃，美國人那時走海外戰略倒并不是想要趁此機會攻占歐洲市場，而是“借刀殺人”反哺美國國內市場，向美國消費者展示，美國酒可以與法國酒同臺競技并完勝對方。應該說，美國人在這一點上是很成功的，歐洲人開始感覺到美國酒業的壓力。

    　但是，那個時候，歐美兩地的葡萄酒競爭還僅限于酒業對酒業層面的“巔峰對決”。又過了二三十年，時間到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兩地政府開始在葡萄酒產業上開始“干架”。歐洲希望美國保護其葡萄酒產業的知識產權，如大量的地理標志。美國人很聰明，不忘記借此機會好好向全世界公關一下。美國人承諾保護歐洲的葡萄酒地理標志，如香檳、波爾多等等，但是，前提條件是，歐洲對等保護美國的葡萄酒地理標志，如納帕谷，并得到歐盟正式簽署的法律認可等。但是，一直到現在，美國葡萄酒在海外市場，包括新興的亞洲市場中國都是不溫不火的。美國人倒是并不在意，依舊不忘促成中國政府正式登記保護美國納帕谷這個葡萄酒地理標志。

中國現代葡萄酒產業崛起

    　現在，回到中國要不要有葡萄酒立法這個問題上。對產業立法大都是要保護和傳承，使得產業具有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從上面的論述來看，中國文章來源華夏酒報有葡萄酒品飲的悠久歷史，卻獨獨沒有葡萄酒釀制的傳承和記載。這是與歐洲最大的分別。歐洲之所以有恢宏浩大的葡萄酒法，是因為其葡萄酒尊古釀制，一脈相承，代代不息，所以，葡萄酒產業成年累月要保住產業的穩定性、將來之可預見性，就必須立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葡萄酒立法是沒有源頭歷史，失去傳承脈絡的。這是一個事實。但是，這不能成為中國不要葡萄酒法的理由。比照美國，我們發現，它可以從雙重零開始構建自己的葡萄酒產業王國，中國沒有理由做不好。

    　中國確實是需要有葡萄酒的法律法規，因為在現代中國，這個產業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即使在西北內陸的寧夏，現有的釀酒葡萄的種植面積竟然達到50多萬畝，這是什么概念呢？筆者粗略地算了一下，大概是新加坡國土面積的一半，是澳大利亞知名產區巴羅薩的三倍多，而且，寧夏這個數值還在迅速攀升，到2020年，寧夏的葡萄種植規模預計要擴大到100萬畝。而如果這個規模實現的話，單單寧夏的葡萄種植面積就已經直逼法國的波爾多了。

　　英國著名的酒評家杰西絲·羅賓遜（Jancis Robinson）2008年在《金融時報》上曾著文說起她在中國的經歷，她雖然對酒質還持有懷疑態度，但是，看到僅僅一個長城就具備年產1億多瓶葡萄酒的產能，十分驚訝中國式的大。2012年，她再次踏上中國國土，此時她去了產區寧夏。在品嘗了不少當地產的酒后，她留給了國人一個懸念式的中國葡萄酒質量的設問句：未來中國葡萄酒是有希望的，寧夏或是希望。而彼時的寧夏正熱火朝天規劃了中國第一部葡萄酒產區保護的立法《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區保護條例》。依筆者看來，雖然限于頂層設計的缺失，這部法律還是有些粗糙，但是寧夏的立法嘗試還是見證了地方政府的智慧和勇氣。

葡萄酒立法時機是否成熟？

    　對一個產業進行立法，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這個產業是否已經到了一定規模；第二是這個產業是否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成熟的拐點。據悉，2013年第一季度，中國食品工業總體運行保持健康良好態勢，預計今年食品工業總產值將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而酒水產值大概占到食品工業總值的15%左右。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值。但具體到葡萄酒，2011年，國產葡萄酒行業收入在342億元左右，無論從占整個食品或酒水行業的百分比來看，還是相比白酒行業近4000億元的規模，國產葡萄酒的規模并不算大。但是，中國葡萄酒消費的持續攀升使得這個產業一直被國外追捧。

    　這個拐點意味著：我們一方面還在探索，另一方面以前走過的路需要總結、沉淀使之穩定下來。立法的目的是增加商業的穩定性、可預見性。對于保護現有的品牌及扶持將來的潛力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對于消費者也是一種重要的引導和保護。但是，立法是有成本的，法律的制定執行，政府規制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所以，只有行業形成規模效應，才有可能用法律法規去支撐。同時，這個行業本身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發展，既有的經驗、市場反饋的政府的管理需要總結成型推廣，這個時候立法成為最佳選擇。法律是對行業畫圈上框，它抑制行業亂象，也帶動正能量的發展。

    　中國新近《旅游法》就是在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下的一部行業立法。《旅游法》的出臺對葡萄酒產業有比照意義。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旅游和葡萄酒產業兩者之間具有相互乘數效應。什么意思呢？成熟的旅游市場可以開發出酒莊游，從而拉動葡萄酒及相關產業，形成一個乘數帶動效應。同時，知名的葡萄酒產區其聲名和特有的文化也成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點，這樣也就因酒而拉動旅游項目及相應的吃喝拉撒玩配套產業發展，也從而形成一個乘數帶動效應。鑒于葡萄酒與旅游的互動性，中國剛剛頒布的《旅游法》或對葡萄酒行業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