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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的崛起給全球葡萄酒產業帶來了巨大的商機。2012年，澳大利亞發布《澳大利亞亞洲世紀》（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白皮書。雖然從文化及軍事角度，澳大利亞依然認同自己是西方話語的國家；但在經濟上，它可以放下姿態主動融入亞洲。澳大利亞在中國經濟崛起這個問題上，扮演了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務實的角色。在金融危機的國際大背景下，亞洲特別是中國似乎錢景依然大好。白皮書花了很大篇幅勾勒亞洲崛起特別是中國給澳大利亞帶來的出口紅利，倚重中國成為其無可分割的國家戰略。很有意思的是，白皮書中把農業及食品產業作為全報告的唯一的一個案例分析，給澳大利亞人勾勒了中國龐大而不斷增長的市場帶來的歷史新機遇。譬如，上世紀80年代中葉，澳大利亞還是一個葡萄酒凈進口國，只是到了上世紀的90年代末，澳大利亞才變成凈出口國，即使是這個時候，澳大利亞葡萄酒進口到中國，由于高關稅壁壘，基本處于忽略不計狀態。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后來全球金融危機傳統市場萎縮，現在澳大利亞葡萄酒在中國市場有怎樣的表現呢？現在中國已經成為澳大利亞葡萄酒第三大出口國，而在中國所有的進口葡萄酒中，澳大利亞葡萄酒占第二位，僅次于法國。這個進步足已支撐它發布《澳大利亞亞洲世紀》白皮書的底氣。

    　與此相呼應，中國民族企業也開始出海投資，這其中也包括民族酒業。出海的酒業軍團包括兩部分：一是具備資金和體量優勢的國企，中糧是典型代表；另一部分是私人性質的并購或貿易型投資。民族酒業的出海都面臨著同業競爭和各國的投資審查。

同業競爭風險

    　本土同業競爭者面對境外的投資，往往視為洪水猛獸，道理很簡單，因為它加劇了市場份額的競爭。所以，對于海外投資進入東道主國，本土的競爭者會想方設法來使絆。手段不外乎兩種，一是正面交鋒，二是側面打壓。

    　第一種方法是公開化，明面交鋒，通過正面的、市場化的手段，如加入競購，或并購其它相類似的公司，展示其商業肌肉，或收編對手公司管理層。以海爾集團為背景的電影《首席執行官》里頭有一幕，海爾當年進入美國建立子公司的時候，美國一家家電企業就試圖在海爾挖角其高層管理人員。

    　筆者認為，本土企業境外投資的側面打壓似乎更常用，這種方式通過制造社會輿論，公關政府等以達到曲徑通幽，借刀殺人的目的。中國海外投資的食品酒水產業往往有被標簽化的風險。被標簽化的戰術有很多，比如中國食品酒水業中特有的安全問題、造假問題就被屢屢提起。雙匯收購美國的史密斯菲爾德 （Smithfield）時，在中國大環境下，雙匯也曾爆出食品安全丑聞，不少美國媒體拿出這個來開涮，認為雙匯的收購會影響美國的食品安全鏈。這樣一來，一起簡單的商業收購案就演變成食品安全的口水戰。雙匯也因此被標簽化，并為中國食品不安全的形象買單。不單單是傳統的食品，其實中國的海外酒水產業投資也可能存在這種被貼標簽的風險。筆者曾接受過澳大利亞國家廣播電臺（ABC）的邀請，就談到中國酒水造假引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及對整個行業生態形象的破壞。這使得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戰略往往是躺著中槍。

    　另外一個制造輿論的標簽，就是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美國在福特總統在任期間，于1975年5月簽署了《11858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1858），正式成立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專司審查敏感的外國投資。這是一個跨部門的議事機構，由多個政府機構的代表人員組成，美國財政部長擔任委員會主席。CFIUS 的代表們來自包括國防部、國務部以及國土安全部等，對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交易進行審查。這種對海外投資進行審查的做法，爾后被不少國家效仿，比如澳大利亞外商投資審查委員會。早年聯想集團并購IBM的PC業務時，并沒有從CFIUS得到及時的答復。CFIUS決定就聯想集團的收購展開為期45天的全面調查。有一種說法是，美國的相關競爭對手在背后進行政府公關。因為這宗價值17.5億美元的收購，可以令聯想成為全球第三大電腦生產商，這就意味著對全球電腦霸主惠普與戴爾將構成重大威脅。正因如此，很多人聯想交易受阻的背后很可能有聯想的潛在競爭對手在背后進行公關。

受阻于投資審查

    　歐美金融危機和中國企業整體實力的大幅提升，使得中國企業到境外投資并購越來越頻繁，交易規模也越來越大。境外投資買入的另一層風險來自于境外政府。政府往往以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等說辭為基礎，設立種種投資審查機制。這里以澳大利亞葡萄酒業投資為例分析。

    　據筆者的研究，澳大利亞在對待中國的對澳投資存在兩重歧視，一是準入審查額度歧視，二是投資者身份歧視。一般而言，中資企業在收購價值超過2.48億澳元的澳大利亞企業或公司就會審查，而對于美國、新西蘭等國家，除規定的敏感行業如傳媒、電信、交通、軍工等外，則在10.78億澳元才啟動審查機制。為何做這個區別，至今澳大利亞政府也難以自圓其說。另外，對于涉及到政府資金主導的投資，則是不限額度，實行零容忍審查。就農業投資而言，除了受到上述兩重歧視外，還面臨著評估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澳大利亞2013年發布了《澳大利亞的外國投資審批政策 2013》（Australia’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2013）中附加了農業投資的規定。在審查農業領域的外國投資提案時，除了考慮通用適用所有投資都需審查的領域外，還從以下方面考慮提案的潛在影響：

    　——澳大利亞農業資源的質量和可利用性，包括水資源；
    　——土地通行和使用；
    　——農業產能和生產率；
    　——澳大利亞保持作為本國和貿易伙伴可信賴的農業產品供應者的能力；
    　——生物多樣性；
    　——以及澳大利亞地方和區域社區的就業和繁榮。

    　澳大利亞葡萄酒在中國市場的崛起，華人投資者（筆者這里用華人有特定含義，大中華區講中文的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新加坡以及來自上述區域的澳籍華人等都有專注做中國大陸市場的，所以用華人會更準確些。）不但進入而且是較為深度的進入。他們已經不滿足于簡單地進口澳大利亞葡萄酒，而是瞄準了葡萄酒產業鏈前端，包括收購葡萄園和當地酒莊，對生產端進行控制和管理。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華人帶來了不少機遇，澳大利亞不少酒莊在傳統市場，如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和地區遭遇市場萎縮，加之澳幣升值，澳大利亞國內勞動力、稅收等綜合因素推高了生產成本，使得不少酒莊資金流緊張，產業一度陷于發展低谷期，不少酒莊因此而掛牌出售。

    　在國內知名的葡萄酒觀察家郭松泉看來，中國人最為推崇的仍然是法國波爾多的酒莊。法國的歷史文化積淀使得中國人頂禮膜拜。但是，不斷涌入法國的中國投資商也漸漸拉高了法國的酒莊投資，而名莊一直是法國的稀缺產品，收購競爭較大。但是，澳大利亞酒莊的收購難度遠低于法國酒莊，特別是在目前，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海外酒莊的出售價格比較低，這種情況在澳大利亞尤為明顯，加之近年來自然災害頻發，不少葡萄種植園都在掛牌待售，一些優質酒莊的價格僅為 2007年的一半，給國內的投資者提供了充足的選擇。澳大利亞等國家投資酒莊，在移民的環節都會加分，某些國內的投資者通過投資酒莊，繼而移民。種種因素使得澳大利亞酒莊的性價比不錯，是有移民傾向的投資者非常不錯的選擇。

    　華人投資最感興趣的產區是巴羅薩谷（Barossa Valley）、麥克拉倫谷（McLaren Vale）、獵人谷（Hunter Valley）、西澳瑪格麗特河（Margaret River）等。投資澳大利亞酒莊的買家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尋求低價收購酒廠用以經營的實業家，這類買家看中澳大利亞酒業的長線投資升值空間，投資者往往手筆較大，中國的國有及私營企業都有涉獵這類投資；還有一些人則是奔著移民及其它個人因素，這類投資一般都是私人性質的，投資額度會比較小。

    　2012年，有著地產背景的四川民營企業泰豐集團在澳大利亞收購了十大知名酒莊“寶石樹酒莊”， 同時在中國大陸成立了品牌營運公司“圣果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負責國內的網絡體系建設，在香港成立了“寶石樹香港國際酒業發展有限公司”主要負責亞太地區的運營網絡體系建設。同時，泰豐以寶石樹酒莊產品為基礎通過收購或控股全球優質產區的葡萄酒資源和其它健康、綠色的食品資源整合澳大利亞奶粉、蜂蜜、橄欖油、深海魚油等豐富的高質量食品，并計劃斥資15億元全力宣傳寶石樹酒莊品牌。這是華人深度投資澳大利亞酒業的一個范例。

    　同年，中國香港Palinda Wines酒業公司收購了西澳大利亞州瑪格麗特河產區的Woodside Valley Estate和佩斯山的Western Range兩個葡萄酒莊。Palinda Wines是中國香港的一家族企業，主要從事飲品分銷行業。

    　以上都是中國本土的商人在澳大利亞酒業較大的投資。此外，中國的酒業大鱷、中糧和王朝等大型企業也在積極尋找機會收購澳大利亞葡萄園。

    　華人在澳大利亞大手筆的酒業投資一直沒有停下來，有坊間傳言甚至澳大利亞最知名的奔富酒莊也在步入華人的購買清單，這種態勢受到了澳大利亞保守人士的反對，將之政治化上升到國家利益，認為政府應該介入控制華人投資競買澳大利亞酒莊。而投資澳大利亞酒莊，大體屬于農業投資范疇，由于農業整體上是澳的支柱性產業，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在相關的政策法律出臺上是比較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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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編輯：趙果